約莫千禧年前後，無論走在城市哪裡，大街上，廣場中，坐到咖啡館裡……，我總會遇見切格瓦拉（Che Guevara）。怒獅一樣的鬚髯大臉，從眼神溢出的無懼和憤鬱，流洩到棉恤衫上，帽子上，腕錶上，背袋上，卡其褲上，帆布鞋上，滑板上，化成鏈墜，嵌入吊飾，鑲入戒指，被印成一本本的筆記本，製成一張張海報……
死在南美叢林裡的革命英雄，突然全盤復活在資本主義的鋼骨森林之中，成為街頭時尚的神祗，以無數的分身（革命形象，再一次成為虛幻的複制術），陪著我們一起走進21世紀，用從前燃點在熱帶雨林角落裡的革命火把，燎燃在新世紀的城市版圖上，還要是一個塞滿物質性消費行為的時髦版圖，恰恰抵制著切格瓦拉終其一生服膺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
於是世界開始流傳關於切格瓦拉並未死去的故事：原來切格瓦拉並沒有按照歷史編派給他的劇本演出（1967年死在玻利維亞的叢林裡），他逃到了巴西的亞馬遜雨林隱性埋名。崇拜他的西方遊客來到亞馬遜雨林觀光，意外發現切格瓦拉在那裡開了一家店，賣起印著自己肖像的T恤……。
一個荒涼的笑話。
有一次，我就坐在咖啡館裡，望著對座的男生，望向他紅色T恤上印著的切格瓦拉圖像──就是那張古巴《革命報》攝影記者古鐵雷斯拍下的舉世聞名照片，打量他頭上一頂切格瓦拉常戴的貝雷帽、他隨手放在椅子上的迷彩背袋，還有腳上蹬著的那雙裝飾效果大於實用功能的仿制軍靴──但是不管身上灌滿多少革命圖騰，那過於講究的街頭系打扮，仍然洩出了都會少年的中產習氣──那強烈的反諷性多少撩動我趨近攀談的意欲，但由於過於害羞，我最後總是落得在自己的想像中胡亂模擬一節節似是而非的對白。而在模擬對白的過程中，假設這就是對話本身，我經常感到困惑，到底我們是藉著語言進一步鞏固事實，還是只有更偏離事實？我經常懷疑，你越是談論一個人一件事，那個人那件事就好像越變得虛妄失真了──我知道即使是寫成文字，那種困惑依然存在。
我們又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咖啡館裡討論（一種假裝關切的姿態）拉丁美洲的熱血革命，而手上杯子裡的咖啡，說不定正好就是從在全球開設了成千成百家連鎖咖啡館的財團剝削著巴西農民血汗換來的咖啡豆所研磨沖調出來？
在咖啡館遇見把自己穿成切格瓦拉的少年的那天，我想起曾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1994年7月號）讀過一篇關於南美革命的報導──這裡又是一個反諷，《浮華世界》向來就是關注名利場生態的軟性雜誌。那篇題名〈墨西哥叛亂詩人〉（Mexico's Poet Rebel）的報導由Ann Louise Bardach撰寫，描述她走進墨西哥奇阿帕斯省的隱密叢林中，訪問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所進行的原住民解放運動。EZLN是由一群自稱為Zapatista的南美洲原住民所組成的蒙面游擊隊，這支革命義勇軍的領袖馬訶士副總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是繼切格瓦拉之後再受西方矚目的南美革命之士。馬訶士曾於1994年1月1日率領約有3000名Zapatista的游擊隊起義，在元旦清晨一舉攻佔了墨西哥的六個城鎮，並以此和政府談判，藉以立原住民的自治區。
那一年，《紐約時報》報導了這場革命戰役，並稱游擊隊領袖馬訶士為「第一位後現代游擊隊領袖」。馬訶士自稱為查巴達解放軍的副總司令，但查巴達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總司令，馬訶士就是最高將領。但是他說，整個南美洲的原住民，就是總司令。總司令於是是一個集體共有的名字，而為了便於叢林游擊，所有獻身於抵制資本主義革命的Zapatista都蒙上面孔，消
隱自己，以使個人不成為敵方的目標。馬訶士說：「遮住臉孔，以便現身；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
我思忖著，「把自己穿成切格瓦拉」的少年，會不會明白查巴達們蒙面的意義呢？蒙起了臉，疏離自己在他者的辨識之外。因為在現世價值觀這樣錯亂顛倒的時代，在世界對你的辨識從來就只剩下資訊浮濫所形成的誤解之中，所有的外來辨識對自身早就失去意義了。一群沒有臉孔或許也沒有臉書的人，他們選擇用革命包覆自己，於是只有他們自己能定義自己的存在，而不是藉著消費T恤上的偶像，來爭取身份認同。
